看老外如何取中文名

看老外如何取中文名

　　经常看新闻的人，可能会知道陆克文、洪博培和彭定康都是外国人的名字，分别是澳大利亚总理Kevin Rudd、美国驻华大使Jon Huntsman和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Chris Patten。可是郝睿强、高平、江森海这些名字，如果是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，你未必能分辨出他们仍然不是中国人：他们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中国区总裁Richard Hausmann、加拿大旅游局驻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Derek Galpin和南锣鼓巷创可贴创意店的英国主人Dominic Johnson-Hill。

　　在华的外国人取个中文名，以便更亲切地跟中国人打交道，这已经不是新鲜事。不过今天的情形是，当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，汇聚到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老外起中文名成了惯例，甚至居住在国外、工作职务跟中国没有直接联系的外国人也开始起中文名，而且名字更加讲究———我们读报时真得当心，别把人家的国籍弄混了。

　　取中文名风潮不断蔓延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外国人取中文名之风从各国驻华使节开始。如中美建交之后美国的第二任驻华大使就有了中文名“恒安石”，包括后来的芮效俭、李洁明还有去年由奥巴马提名、精通中文的洪培博。在日渐频繁的国际交往中，这样的风气很快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岗位，如现任法国驻华大使苏和、意大利驻华大使谢飒；各国大使馆的旅游参赞或旅游局驻华首席代表们也多有中文名，像菲律宾的柯茉莉、泰国的郑璧文……

　　几乎所有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现在也都有自己的中文名。如麦当劳的前任总裁施乐生、GE的罗邦民、路虎的狄思豪。合资企业中录华纳的总裁Tony Vaughan，中文名没有音译为“范东尼”，而是有个更中国化、意味悠长的名字“方东林”，他说，希望公司业务如东方的树林，愈发茂盛。有人分析，“入乡随俗”在中国生意经中属于有拓展性的条款， CEO的小小中文译名里蕴含着丰富的“本土化”想像空间。

　　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，市场地位越发重要，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袖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总裁，也开始取中文名面对中国媒体和公众。比如北约前秘书长Jaap de Hoop Scheffer，就拥有一个古雅的中文名“夏侯雅伯”。百事可乐的印度籍女总裁，中文名叫“卢英德”。不久前辞职的通用汽车CEO Fritz Henderson，不再译成“亨德森”，而是叫“韩德胜”。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Chris Gibson-Smith也不再叫“吉布森”，而是“高博深”。他每隔几年来中国一次，游说企业在英上市，去年中国创业板开启，他曾再次现身北京。

　　拥有中文名的还有海外的汉学家群体，比如史景迁、孔飞力和马悦然。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华留学和就业的普通外国人，记者就见过一位西班牙的摄影师金浩(Jorge Ramirez)、法国女孩叫施静怡(Stephanie)，还有在北京的一家NGO工作的美国人何乐(Hush Johnson)。

　　中外朋友发动智慧取名

　　来华的外国人取中文名的风潮在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，日本遣唐使中有一位阿倍仲麻吕，唐玄宗赐名晁衡在朝廷做官50多年直到去世。明清时，欧洲的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受到朝廷器重。民国时期，来华欧美人士掀起了起中文名的高潮，有美大使司徒雷登、将军史可威，还有学者费正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确立了外国人名统一的音译规则，由新华社掌握标准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John翻译成约翰，Mary翻译成玛丽这样死板的规定，已不能满足日益密切的国际往来中外国人个性化的需要，起个地道的中文名的风气重新回潮。